郑若麟

      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国际关系与问题研究所所长帕斯卡尔·波尼法斯几年前曾写了一本书，标题为“我们能不能批评以色列”。他在书中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等一些领域提出相当温和的批评。在欧洲，由于犹太人在二战中遭受的苦难，因此舆论对犹太人和以色列是有某种特殊报道方式的。波尼法斯的这本书引起轩然大波，法国报刊对其大加鞭笞。二十多家报刊取消了他的专栏，社会党把他开除出党。不过说他是反犹分子，却是没人相信的。

      提起这个题目，是有缘由的。我常驻巴黎已十年有余。对法兰西民主的感知也由浅入深，直至今天自认对这个国家从感性到理性，都有了很确切，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甚至敢狂妄地说，我肯定属于最了解法国现状的中国人之一，尤其是法国政治。

      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对法国内政外交，对法国社会，才敢于提出一些同样相当温和的批评。对法国国家的组成、政权的运作、选举的过程、媒体的作用，等等，才经常透过其表像而指出其实质－－其中多数为正面的，肯定的；另一部分是负面的，批评的，否定的。多少年来，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我们过去对西方的认识过于天真、过于善良。对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为首的西方”，我们大致有三种态度：绝大多数看西方总是一片玫瑰色－－这在八十刚刚开放时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几个世纪来领先于我们的事实，使得这类看法多少具有某种合法，合理性。剩下的两头都是一小部分：对西方体制和政策持完全否定的部分，和对西方国家体制持基本肯定态度，但对西方政策执相对否定态度的部分。

      我不准备深入讨论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问题。国内有很多人在这一问题上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我自认在对西方、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的认识上，我掌握的信息更多一点。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西方精英并不像中国人那样“老实”，看西方一片玫瑰色；他们看中国，更多地是从自己的需要和标准出发，想着如何才能从与中国的交往中占更大的利益。他们往往在迈出第一步时，已经计划好下一步怎么走，而第三步则开始谋划如何谋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当英国女王于两个世纪前派第一个使者到中国去时，官方的、表面的使命是谈判与中国建交并建立贸易关系，但实质上却同时带有“刺探中国军事实力”的重要使命。当时西方对中国非常陌生，以为中国有着他们所不了解的强大军事实力。事实上英国后来决定发动鸦片战争，与这次摸到了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重要情报是不可分割的。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们并不在乎是否给西方读者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他们要带给西方读者的，是一个他们看到的，理解的或更确切地说希望的中国。法国《解放报》一位前驻北京记者有一段话非常说明问题：“确实，我不报道中国正面新闻。这不是我的使命。要看中国正面报道的人可以去读人民日报。我的使命就是揭露中国的阴暗面。”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法国读者从法国报刊里所读到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形象。但偏激和片面，并不影响西方记者的良心。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使命不是给读者一个全面的中国，而是一个“他们眼中的”中国。事实上，长年生活在法国的中国人，大多对这种报道方式是很有点腹议的。但今天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一切的时代，这种报道方式损害的既是中国，同时也是法国。法国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无法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好处，是与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使法国很多企业家对中国产生严重误解和偏见是分不开的。

      那么我们中国记者是如何来报道法国和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呢？从报道方式上来看，事实上也有三类：一种是最普遍的，将常年在国内养成“唱赞歌式”正面报道方式搬到外国，在他们笔下，欧美歌舞升平，宛如人间天堂，甚至出现描述外国领导人如何“亲切，和蔼”的用词，令法国和欧洲记者诧异。第二种是“客观报道式”，或更确切地说，是编译式报道，即买一份当地报纸，然后根据报纸报道内容编译一下，便成了自己的报这种报道方式也未可厚非：谁也不可能事事都自己去采访报道。这种报道的缺点，就是观点也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对方走：对方是批评报道，我们也就编译成批评报道。反之则成正面报道。第三种则是自己采写报道。一般来说，驻外记者往往是多种方式并用。我个人主要是第三种兼第二种。

      从报道内容来看，我并不“自设围城”，认定作为一个驻外记者，只能报道西方的阴暗面。我们并无“揭露”或“批判”的神圣使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宣传”或“颂扬”的义务。我们并不想做任何人的传声筒。我们要做的是传递信息和评论信息。所以从我个人来看，我的文章大致分为两大类：新闻和评论。当然也有两者相结合的文章：新闻述评。但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说我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也是不确切的：对任何报道，记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我的想法是，与其欺骗读者或向读者隐瞒我的观点，我宁愿明确告诉读者我的看法，让不同意我观点的读者警惕我的行文，不要受我有影响。当然，如果读者认同我的观点，那我当然很高兴。但是，任何反对我观点的读者只要从我的文章里得到一定的信息，那么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认为驻外记者的原则是一不捏造事实，二不歪曲事实，三不隐瞒事实。欧洲人所言的“知识分子诚信”，实际意义就是从个人出发，绝对不违背自己的信仰，同时也绝不违背个人所眼见的事实。对此我完全认同，并且我认为欧洲记者做得并不比中国记者好。

      现在回到我的标题话题：作为中国常驻法国记者，我能不能批评法国呢？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能不能批评西方民主国家呢？当我认为有关国家或政府的所作所为与我认定的民主自由原则相悖时，难道我就不能批判之？很多人恐怕会回答说：“当然可以”。然而事实上我自在互联网上开始写博客以来，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西方民主国家是碰不得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策都是不容批判的，更不用说质疑民主体制本身了——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真正质疑这一体制。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是真理也是可以质疑的。否则当年我们的理论界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岂不是白搞了？只不过真理的对象换了一个，迷信的程度结果却是一样的！

      事实上，对西方民主的反思，是当今西方思想潮流的一个新动向。冷战后出现的《历史的终结》论，今天早已没有多少知识分子认同。相反，全球化对民主提出的挑战，才是今天西方知识界关注的核心。我对法国民主的一些见解与评论，引起法国舆论的关注……一些电视台曾邀我作为佳宾，与其他各国人士一起辩论法国大选、法国民主和法国对外政策。邀我参加，当然有我个人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中国目前的发展，正在为全球民主统治模式提供另一种参考方案。要特别强调的是，没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很民主化了，已经成为世界的楷模了。中国还不是一个西方或国际普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是当时在座的人的共识，包括我在内。民主不是一个终极目标，而只是一种执政原则，而且并非只有一种形态。中国的发展事实上预示着另一种民主道路的可能性！

       我在此希望提醒很多网友：我们并非一无是处，西方也不是人间天堂。我们要摆正心态，平视西方（而绝不要仰视，当然也不要俯视），取长补短，以绕过西方曾经走过的弯路，而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自己的民主之路。在这样的前提下，驻外记者当然应该坦言他们所见到的西方民主，好的要报道，恶的也要批判！我们需要确立的，是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精神：独裁应该怀疑和批判，那么民主国家呢？以及民主本身呢？